1960年4月，周恩来在贵阳花溪人民公社的田间地头手捻麦穗，愁眉不展

1960年4月，周恩来在贵阳视察工作，他亲自走到花溪人民公社的田间地头，向正在干活的农民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看到由于自然灾害而欠收的小麦时，手里捻着并不饱满的麦穗，眉宇间一抹愁容掠过，额上顿生了许多皱纹。刚到周恩来身边担任摄影记者不久的杜修贤站在一边，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他举起相机，对准了周总理。

这就是文中这张照片的来历。

古有云：“民以食为天”， 粮食是立国之本，而粮食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须重视的问题。我国自古就人口众多，因此，解决好吃饭问题对我国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其中困难最突出的是粮食问题。而这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有直接的关系。1959年初春，全国15个省发生春荒，到1960年，灾情更加严重。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总理国务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这期间，总理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一个算盘。他经常一遍又一遍的拨打算盘，计算出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调入多少。

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芸觉得总理太辛苦了，就说：“总理，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能不能叫别人帮你做一下呢？”总理却说：“全国人民吃饭是个大问题，这可不是具体的什么技术性工作，我要是不自己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所以我要算得清清楚楚。”

在那段特别艰苦的日子里，根据他的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每次谈话一般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其中，在一张《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的报表中，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的标记多达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旁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邓大姐曾因此风趣地说过：“我们的总理呀，一钻到粮食里就出不来了。”

到了1961年，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周恩来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这张表因为特别长，被称为“哈达表”；又由于清晰、明了，后来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1962年-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

如今，这些表格现已作为珍贵的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如今，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数字，再次回顾那段艰苦的日子，不仅看到了周恩来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也领略到他在当时解决最困难的粮食问题时的杰出才能和智慧，更是深切感受到了周恩来以民为本，执政为民，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崇高精神。我们的周总理，心里时刻装着人民，想着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他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

是啊，“民以食为天”，我们的周总理就是这样为人民撑起了这片珍贵至极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