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我国藏族宗教领袖和西藏地方政治领袖之一。1951年4月27日，对他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特地来火车站迎接他的周总理。从此，十世班禅与周总理相识并结为忘年之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民族、宗教界人士友好交往的典范。

当时十世班禅年仅13岁，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一脸稚气，有些拘谨和紧张他，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场面。他首先向总理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表示自己的崇敬之心。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内容也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谈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周总理都谈到了，都想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也没有忽略。这使班禅和在座的其他藏族同胞深受感动。不知不觉中，宾主之间变得十分和谐融洽，班禅最初的那种紧张和拘禁的情绪消失了。周恩来总理那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慈祥的、具有特殊感染力的微笑，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同样，班禅也给周总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理评价班禅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他们之间从此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1951年4月，周恩来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班禅一行

1954年9月，班禅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务委员。同年，又在第二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16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班禅与周恩来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周总理更多的关怀。次年3月9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关系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同月，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

周恩来与班禅在宴会前交谈

1961年底，班禅开始草拟书面报告，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书面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七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周恩来把“七万言书”中提出的8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1960年1月25日周恩来会见班禅时接受他献的哈达

1964年9月至11月，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班禅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周恩来给予了悉心关照。他担心班禅在西藏发生意外事情，特指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在已故的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里，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一批“红卫兵”不顾总理的指示，强行冲进班禅住所，把班禅带走，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去制止批斗班禅。他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保护起来。班禅深深感动，但他只能感受到周总理的关怀、温暖，却难以见到自己尊敬的周总理。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好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寓所。直到1968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不久班禅再次被“隔离监护”。这次他完全被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1977年10月才获释。而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总理的忌日，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10点钟左右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地为周总理献上精致的花圈和洁白的哈达，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为周总理祈祷。1988年4月4日，班禅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袒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深情：“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1989年1月7日，班禅到中国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检查、布置工作。有人问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1月9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1月28日，由于操劳过度，十世班禅大师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如今，周恩来与十世班禅虽都离开了我们，但他们故事却在世间永久的传唱着，周恩来与十世班禅不愧为共产党人与民族、宗教人士伟大友谊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