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物为长方形纸质证件，长18.3厘米、宽12.7厘米，是1928年邓颖超参加共产国际“六大”时的列席证。列席证由俄文印刷而成，签名部分为手写，左侧以两枚订书钉固定邓颖超黑白照片一张，并加盖紫色图章。

共产国际“六大”于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此前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6月18日至7月10日）。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干部不断被敌人杀害，党的组织接连遭受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六大”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青年共产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党又迫切需要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来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最后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因此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都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其中，周恩来出席了这次大会，邓颖超列席会议。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停靠在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由于并没有涉及邓颖超，周恩来告诉警厅负责人找旅馆安排邓颖超先住下。在警察厅里，这些人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并问到他舅舅的一些信息，这些人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他讲：“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邓颖超在旅馆内焦急地等待，如坐针毡，不知如何是好，但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平安归来，他们立即撕毁了接头的证件并投入马桶中冲掉。

然而，经过这么一番盘查后，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天下午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市，在途中，仍遇到跟踪。上车后他们便发现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他们已识破他是跟踪的便衣警察。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周恩来，以交换。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这样，终于对付了过去。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因为手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联系，好在“六大”代表分批出发，他们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通过他取得了联系。随后，他们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这个列席证一直珍藏在邓颖超卧室中的私人保险柜里，她曾说：“这是当年出席党的六大时的一个证件，当时列席的人很少，能存下来不容易，我也十分喜欢。”邓颖超逝世后，她的秘书赵炜在整理遗物时，将这个证件捐赠给筹建中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